唐代的疆域相当广大，可以上与西汉相媲美。其最盛之时乃在开元、天宝之际。《新唐书·地理志》举其时的版图说：“东至安东，西至安西，南至日南，北至单于府。”所说的安东就是安东都护府。安东都护府的治所数有改易，开元二年（714）徙于平州（治所在今河北卢龙县），天宝二年（743）又徙于辽西郡故城（在今辽宁义县东南）。所说的安西就是安西都护府，安西都护府的治所亦数有改易，开元、天宝之际则在龟兹（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库车县）。所说的日南，唐时曾为郡，也就是驩州，治所在今越南荣市。单于都护府的治所在今内蒙古自治区和林格尔县西北。安东都护府初置于平壤城（今朝鲜平壤），其地本为汉时乐浪郡治所。其后安东都护府治所内移，辽河以东皆成为羁縻州，安西都护府所辖亦多羁縻州，其四镇中的疏勒镇（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喀什市）已在葱岭之下，故《新唐书·地理志》论其时疆域，谓“盖南北如汉之盛，东不及而西过之”。

　　事物经常在变化着，王朝疆域也是势所难免。唐初承隋氏旧规，及西平高昌，北殄突厥颉利可汗，版图才有所开拓。两《唐书·地理志》皆谓其时的版图为“东极海，西至焉耆，南尽林州南境，北接薛延陀界”，所说的自是实录。焉耆今仍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焉耆县。其时龟兹未灭，故唐境仅至于焉耆。唐初林州曾侨置于驩州，后虽置州，仍寄治在驩州南境。唐初在地陲疆土殆仍因隋时旧规，下至开元年间尚未有若何变迁。薛延陀本在突厥之北，及颉利可汗败没，曾逾大漠南下，然唐的疆土则已越过阴山。稍后至唐高宗时，李勣平高丽，唐境曾一度远至鸭绿水（今鸭绿江）南，只是为时并非很久。

　　最为显著的变化却是在天宝末年安禄山乱事发生以后。河西、陇右防边兵力先后内撤，平定乱事，吐蕃乘机扩土，迄于唐德宗贞元（785—805）初年，陇右州县皆已陆续丧失。宣宗大中年间（847—859）虽能收复故土，可是北庭（治所在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吉木萨尔县北）和安西两都护府却成了化外之区了。

　　虽然有这样一些变化，总的说来，当时的土宇还应是相当辽阔的。在这样广土众民的国家中，如何划土分疆，从事治理，也是一代的大事。唐代所实行的是道的制度，是因山川形便，区分为道。中叶以后，藩镇强大，其所统辖的地区也就以道相称，其间演变的过程是很显然的。无论是因山川形便，还是藩镇统辖的地区，虽都可以以道相称，不仅方位不同，大小各异，就是具体形成的条件，也未能尽属一律，稍加探索，略明究竟，或可有助于唐史的研究。此篇所论，暂以唐代前期为限，中叶以后容俟之异日。

　　唐代道的制度的创立及其演变

　　唐代划土分疆，主要的区划以道命名。但唐代以道为名的，并非只限于疆域区划。道的本意是指道路而言，德宗贞元年间，贾耽撰《皇华四达记》，列举从边州入四夷之路即称为道，如所谓的营州入安东道、登州海行入高丽渤海道、夏州塞外通大同云中道等都是，这是当时使臣和商旅通行的道路。另外还有行军征伐的道路。《冀州图》说：“自周、秦、汉、魏以来，前后出师北伐，唯有三道：其中道正北发太原，经雁门、马邑、云中，出五原塞，直向龙城，即匈奴单于十月大会祭天之所也；一道东北发向中山，经北平、渔阳向白檀、辽西，历平冈，出卢龙塞，直向匈奴左地，即左贤王所理之处；一道西北发自陇西，经武威、张掖、酒泉、敦煌，历伊吾塞，匈奴右地，即右贤王所理之处。”《冀州图》当即《冀州图经》，始见《隋书·经籍志》著录，当是汉魏时人的撰著。所说的道虽是行军所走的道路，其实也和使臣商旅所行的相同，不过行军经行这样的道路更为捷近有利而已。隋炀帝伐高丽，出兵百余万，分左右两翼，每翼各有十二军，分出十二道，有镂方、黏蝉等二十四道。每道兵力自成一个组织。当时宇文述从征，就为扶余道军将。宇文述受炀帝宠遇，当时无人能够与之比拟。作为军将，自应是总绾一军，并非普通军校。这二十四道虽皆以地命名，也不一定就是行军必由的道路。其右第八军为肃慎道，肃慎远在今松花江流域，伐高丽的军队如何能绕道肃慎。可知这里所说的道已经是军队的组织。

　　这种行军的道的制度迄于唐代还仍继续沿用。太宗时，突厥颉利可汗入泾阳（今陕西泾阳县），李靖以灵州道总管，率兵倍道趋豳州（治所在今陕西彬县），邀贼归路。其后征吐谷浑，李靖又为西海道行军大总管。贞观初年御突厥，李勣以通汉道行军总管，与颉利可汗战于白道（今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北），其后征高丽，李　又以辽东道行军大总管，攻破盖牟（今辽宁抚顺市东北）等城。高宗时，吐蕃内侵，薛仁贵以逻娑道行军大总管，与吐蕃战于大非川（今青海省青海湖西南），其后征高丽叛众，仁贵又为鸡林道行军大总管。其时刘仁轨亦曾为浿江道总管，副司空李勣讨平高丽，稍后又为鸡林道大总管，东伐新罗。就是军事行动结束后，从事安抚地方工作，也是以道相称。李靖就被授予岭南道安抚大使，程务挺也曾作过单于道安抚大使。

　　不仅行军及军事行动结束后的安抚工作如此，就是平时军队的驻扎也有道的设置。唐初始置军府，就曾划分关中为万年、长安等十二道，道中皆置府。当时关中设置府兵甚多，这十二道就是部署这些设置府兵的府的。

　　以疆域区划分设的道，和这些行军的道迥然不同。关于疆域区划的制度，唐初虽循隋制，不过已经有改革。隋初厘正疆域区划，裁郡留州，炀帝时改州为郡。唐高祖武德元年（618），复改郡为州。玄宗天宝元年（742），改州为郡。肃宗至德二载（757）又改郡为州。统计唐代称郡者仅十有五年。虽州郡名称一再互改，其实都是一样的。其间京都及帝王曾经巡幸过的州郡皆又改称为府，具体数目并不是很多的。府州之下又分别设县。太宗贞观十三年（639）定簿，全国共有州府三百五十八，县一千五百五十一。后来到玄宗开元二十八年（740），户部帐中所列，全国共有郡府三百二十八，县一千五百七十三。为数都是相当繁多的。

　　如何管辖这么多的州府，治理好国家？贞观元年，始因山川形便，分全国为十道。这十道是关内道、河南道、河东道、河北道、山南道、陇右道、淮南道、江南道、剑南道、岭南道。这样的道，名称和西汉的州不同，作用大致仿佛。西汉的州设刺史，以巡察郡国。唐时州的设置多至数百，州皆置刺史。这当然不能再在道中设置刺史。《新唐书·百官志》有这样的记载：“贞观初，遣大使十三人巡省天下，诸州水旱则遣使，有巡察、安抚、存抚之名。”这和西汉刺史相仿佛，不过实际施行过程，却还有参差处。因为《旧唐书·太宗纪》就有不尽相同的记载，《旧唐书》在贞观二十年（646）正月记载有“遣大理卿孙伏伽、黄门侍郎褚遂良等二十二人，以六条巡察四方，黜陟官吏”。《新唐书·太宗纪》在这一年也有文辞稍简而内容相同的记载。《新唐书》说，这一年“遣使二十二人，以六条黜陟于天下”。可知这一年派遣使臣是确实的。不过当时只有十道，这二十二位使臣是如何分配他们的巡察区域就难以确知了。不仅如此，李靖于贞观八年（634）曾为畿内道大使，伺察风俗，萧瑀为河南道大使，李袭誉亦为江南道巡察大使。与李靖等同时外出的尚有杨仁恭等十人。河南道和江南道皆在当时所规划的十道之中，十道之中无畿内道的名称，可能就是关内道。不过当时只是十道，这时竟派出十三位大使。如每人巡察一道，其余三人如何巡察，就难以备知了。这样巡察的使者以后还陆续派遣，人数道数也都不尽相同。就在贞观二十年（646）孙伏伽等人奉使以前，贞观十八年（644）还曾派遣过十七道巡察。就在贞观二十年之后，仍然不少。武则天垂拱元年（685），就曾计议过派遣九道大使，虽为臣下所谏阻，狄仁杰还是以江南安抚使焚禁吴楚的淫祠。狄仁杰在武则天圣历元年（698）作过河北道安抚使。其使臣限于十道的，则有武则天天授二年（691）的十道存抚使，中宗景龙三年（709）的十道按察使。

　　十道制度到了睿宗景云二年（711）稍稍有些变动。这一年据派遣出去的使臣回奏，以山南道控带江山，疆界辽阔，于是分山南道为山南东道和山南西道。又分陇右道的黄河以西地区为河西道2。经过这样的分划，原来的十道就成了十二道了。

　　然而最大的变动则在玄宗开元二十一年（733）。这一年正式分山南道为山南东道和山南西道，又分江南道的东部和中部为江南东道和江南西道，原来江南道的西部别置黔中道，关内道中析出都城长安周围各州另设京畿道，河南道中析出东都洛阳及其附近各州另设都畿道，总起来为十五道3。这十五道区划的沿用时期远较十道区划为长久。

　　开元二十一年分天下为十五道时，曾明确规定，每道置采访使，检察非法，如汉刺史之职。可是就在第二年，还设置了十道采访处置使，仿佛两不相称。是时十道使的设置，为张九龄所建议的。九龄于开元二十一年以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其明年又迁中书令，因上言废循资格，复置十道采访使。此事不仅见于《新唐书·张九龄传》，且见于《旧唐书·玄宗纪》。《旧唐书·张九龄传》亦载此事而不著年月，然张九龄于开元二十四年（736）即已罢相，因而亦不可能更在其后。如开元二十一年已分十道为十五道，九龄身为宰相，不能说对此了无所知，重提复置十道采访使事。不过贞观时派遣使臣，巡察各地，亦往往不与当时的十道相应，也许当时故事即已如此，殊难再作深究。

　　开元二十一年设置十五道时，并确定各道的治所。这是和贞观时的十道不相同的。按当时的规定，各道采访使的治所如下：

　　京畿道治京师城内；

　　都畿道治东都城内；

　　关内道无治所，以京官遥领；

　　河南道治汴州，汴州治所在今河南开封市；

　　河东道治蒲州，蒲州治所在今山西永济县西南蒲州城；

　　河北道治魏州，魏州治所在今河北大名县东北；

　　陇右道治鄯州，鄯州治所在今青海乐都县；

　　山南东道治襄州，襄州治所在今湖北襄樊市；

　　山南西道治梁州，梁州治所在今陕西汉中市；

　　剑南道治益州，益州治所在今四川成都市；

　　淮南道治扬州，扬州治所在今江苏扬州市；

　　江南东道治苏州，苏州治所在今江苏苏州市；

　　江南西道治洪州，洪州治所在今江西南昌市；

　　黔中道治黔州，黔州治所在今四川彭水县；

　　岭南道治广州，广州治所在今广东广州市。

　　天宝之后，到了肃宗乾元元年（758），因为各道采访使过于烦扰，并诸道黜陟使都停止派遣，可是当年就添置观察处置使。其时节度使已经到处设置，这观察处置使实际上只是作为节度使的另一衔名，与原来专掌巡察职务完全不相同了。

　　节度使的始置在睿宗景云二年（711）。其时节度使设置在沿边各地，共有十节度使和三经略、守捉使。安史乱起，中原沦为战场，许多州的刺史为了易于治兵，因而就兼带防御、团练、处置等项衔名。那些要冲大郡也就相应设置节度使。这就使节度使的设置由边陲转至内地。争战稍息，有的节度使改称观察使，实际上还有许多节度使的称号一直沿用下去，竟然成了常规。

　　节度使本来是一种有关军事的设置，军情变化较为频繁，节度使的设置和裁撤也因时而有不同。《新唐书》为此而特别编撰为《方镇表》，因地按年记载其间兴废的过程，兼及其辖区的广狭变迁，颇费功力，为治史者所称道。宪宗元和二年（807），史官李吉甫曾奏上所撰的《元和国计簿》，具体涉及到当时的方镇。据说，当时“天下方镇凡四十八，管州府二百九十五，县一千四百五十三，户二百四十四万二百五十四，其凤翔、鄜坊、邠宁、振武、泾原、银夏、灵盐、河东、易定、魏博、镇冀、范阳、沧景、淮西、淄青十五道，凡七十一州，不申户口。每岁赋入倚办，止于浙江东西、宣歙、淮南、江西、鄂岳、福建、湖南等八道，合四十九州，一百四十四万户”。李吉甫在他的著述中以当时方镇的辖区为道，而且正式见之于王朝的公文，可见这已是当时的通称了。这样的道和以前的十道和十五道完全不同，应该是道制的新变化。其间变化的幅度较之由十道演变为十五道更为巨大。李吉甫在奏上《元和国计簿》后不几年，就以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并奏上《元和郡县图志》。李吉甫在这部著作的序文中说：“谨上《元和郡县图志》，起京兆府，尽陇右道，凡四十七镇。”在这篇序文中只说四十七镇，并未指出这四十七道。在其全书中每卷都分别标出与其内容相应的道名，也就是说是根据十五道来分别论述的，同时在十五道之下，再分别论述有关的方镇辖区。其书卷一至卷四都是论述关内道的。关内道的京兆府和华、同二州为畿辅之地，未设方镇，接着就是凤翔节度使所管的二州，直至丰州都防御使所管的一州一军二城。这样的论述也不是没有道理的。十五道在当时虽已成为虚设，可是并没有明令正式废除。李吉甫以当朝宰相，论述疆域区划，自不能公然舍去，不加引用。既然沿用了十五道的名称，则对于方镇就不好再以道相称。虽未以道相称，实际上当时是以方镇辖区称为道的。上面所征引的李吉甫奏上《元和国计簿》的有关记载，就足以作为证据，这是无须再事怀疑的了。

　　（选自史念海《唐代历史地理研究》24—40页，山西人民出版社2026年5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