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蒋介石曾说，美国人是不知廉耻的。这是美国的不足，也是美国的优点，很多时候，它往往能够让美国人相比对手更早地从战略灾难中撤退出来。
随着美伊双方签署停战备忘录，这场前所未有的伊朗危机大概率是要告一段落了。
的确，美国在这场冲突中遭遇了无可置疑的战略失败，承受了本不必要的巨大屈辱。，然而，一个不可忽略的现实就是，对于美国人来说，无论这个屈辱的合约多么难堪，尽快结束这场战争的残酷决定无疑是一个正确的止损，而华盛顿竟然能够从这场堪称灾难的战争中相对低成本撤退，则恰恰在某种程度上体现了美国不可忽视的强大体制优势。
笔者之所以这么讲，不是基于对美国失败的强行挽尊，毕竟我从一开始就认为，美国入侵伊朗必将遭遇前所未有的战略失败，笔者也从未看好美国人在伊朗的战争前景。笔者之所以感慨此次战争体现出美国的制度优势，乃是从客观的政治决策历史角度审视这个问题的。
因为，当国家级的战略错误出现并开始滑向不可挽回的方向时，人类的决策历史上几乎很少有机会阻止其走向噩梦:
战争爆发之前，很少有人能够预见到这是一场灾难，劝说基本无效；
当灾难的最初征兆开始出现的时候，更很少政府能够在遭遇巨大挫折后拒绝加大赌注扳回来的诱惑，从而导致更深地陷入煎熬。
从历史经验的角度看，在国家走向崩溃之前，泥潭几乎是不可能摆脱的。
1807年，拿破仑试图入侵看上去混乱虚弱的西班牙，这遭到了他明智外交大臣塔列朗的坚决反对，然而，尽管塔列朗极为精密地不断反复陈述入侵西班牙可能带来的可怕后果，但顽固自信的拿破仑依然拒绝接受，最终他的大军袭击了马德里并碾碎了西班牙人的街道，也从此陷入无可挽回的恐怖泥潭，拿破仑的大军被牢牢拴在了伊利比亚半岛，法国的命运从此走向败落，直至无可挽回。
每当笔者阅览塔列朗关于拿破仑入侵西班牙之前的种种预言，都不禁对他的远见卓识深深钦佩，但塔列朗个人的见识无论多么精妙，却无从挽回国家的命运和法兰西的灾厄。
“（1937年）当前关于扩大支那战争的种种狂想，无一不是可悲的亡国愚言”——石原莞尔关于1937年不扩大方针的表态
1937年7月全面侵华战争前夕，日本参谋本部作战部长石原莞尔面对帝国上下狂热的战争激情，极为冷静地指出“扩大帝国在支那的驻军规模和冲突范围，将使我们重蹈拿破仑在西班牙的可悲命运，这是当前无论如何都必须极力避免的后果”，他力谏当时的日本首相近卫奔赴南京，当面寻求与蒋介石达成相互妥协的和解协议。为了避免部下的瞎折腾，石原莞尔亲自召集日本参谋部人员，当面在地图上的上海和平津画下一条线，声称“绝不可使帝国军队越过此线”，他甚至训斥当地军官扩大战争的冒险是“大愚蠢”。
如果我们客观回顾石原莞尔在侵华战争爆发前的各种担忧和判断，就会发现他几乎完美精确预见到了日本侵华后的可悲战略泥潭困境，堪称不折不扣的帝国奇才。
然而，无论石原莞尔的看法如何准确，他都无法改变日本的命运，他的部下武藤章和田中新一推崇对华“一击制胜”，嘲笑石原莞尔过于保守，像一个怯懦的老太太，而平津前线的日本军官牟口田廉也对石原莞尔的“不扩大”约束不屑一顾。
最终，石原莞尔仅仅只是证明了他的预见力，却无从改变日本帝国的战略失败。
同样可悲的，还有俄罗斯军人斯特列科夫，2022年俄乌战争爆发之前，他是极少数认为进军乌克兰危险极大的俄罗斯将领，并毫不客气地指出，俄军在准备不足的情况入侵战备工作极为充沛的乌克兰，将会遭遇难以想象的可怕灾难。
注意时间2022年2月24日北京时间11点左右战争刚刚爆发，当时舆论普遍认为大帝速灭乌克兰
事实上，战争爆发后，事态的走向基本与斯特列科夫的战前估计近乎一致，俄国遭遇了二战以来最恐怖的损失，如果不是得到大国盟友的支持，俄罗斯帝国很可能遭在2023年的大规模叛乱中就崩溃了。
相比之下，尽管美国人在伊朗战争中遭遇了严重的挫折，但他们竟然避免“投入更多扳回来”本能导致的更大灾难，从历史经验看，这几乎是不可想象的——但客观审视它的成功，就会发现，这种幸运并不是依赖于单纯的智慧和见识，而是美国体制的强大制约实力——这成功避免了毁灭性错误的出现，做到了纯粹的智识做不到的纠正。
要知道，特朗普、内塔尼亚胡以及一小撮拙劣的战争冒险家和意识形态狂魔，怀着最天真的幻想，发起了这场准备完全不足的战争，这使得此次战争从一开始就是必然失败的。
但其中最可怕的噩梦，莫过于随着战争陷入僵局，走投无路的特朗普被迫听从最疯狂的冒险家和意识形态狂魔派出有限的地面部队入侵（无法动员），进而形成残酷且难以退出的漫长对持，而东方大国、俄罗斯则可以通过安全的中亚腹地向伊朗输入无穷无尽地财政和兵器支持，从而在宽广的伊朗腹地，逐步榨干美利坚帝国的财力和军事资源（如同乌克兰那样）。
对美国来说，这种前景要远比伊拉克和阿富汗那种小打小闹治安战危险恐怖的多。
然而，在这种关键时刻，美国内部客观存在的强大政治压力将特朗普强制从这场恐怖螺旋中拉了回来，迫使他反过来不断降级，尽管特朗普不情愿也不积极，但他别无选择——美国先是追求停火，随后是推进谈判，最终逐步实现退出战争。
很多人一定会轻视这个过程，认为这是一个稀松平常的软弱体现——事实上，这并不简单。因为，每一个强大的国家都会可能犯下灾难性战略错误，每一个伟大的民族都可能陷入癫狂，但如何避免这种错误和癫狂发酵为不可挽回的灾难，就显得极为重要。
“在我的人生中，我越来越明白，愚蠢只能被利用，因为她是不可战胜的，更是无法测量的”——塔列朗亲王回忆西班牙的战争悲剧
事实表明，无论是塔列朗，还是石原莞尔，亦或是斯特列科夫，不管他们多么惊才绝艳，多么位高权重，他们都未能阻止自己的祖国在命运抉择时刻陷入不可挽回的可悲战略灾难，原因在于——他们缺乏无法被忽视的强大纠正力量，只能依赖后世眼里惊才绝艳的预见力去说服，但却很难改变顺从人性本能的历史惯性，更无法阻止他人踏入肉眼无法看到的陷阱。
相比之下，当特朗普在伊朗遭遇灾难并丧失脸面，政治尊严被对手反复摩擦的时候，当白宫试图效仿拿破仑、日本帝国主义者和克里姆林宫那般纠集更多的兵力、投入更多的赌注挽回面子的时候，美国的刚性机制性力量，迫使特朗普扭转个性，抛开体面，反过来寻求更务实的降级而非进一步踏入泥潭。
这就是一种不可忽视的强大优势——美国人，没有塔列朗，没有石原莞尔，也没有斯特列科夫，甚至没有俾斯麦，但却做到了这些惊才绝艳者穷其一生都无法做到的事业——避免自己的国家在癫狂中犯下不可挽回的灾难性错误。
反过来，如果我们考虑到几乎每一个国家都可能在某个社会疾病爆发的时刻经历特朗普式的疯狂和鲁莽：中国有慈禧的列国开战等，法国有拿破仑的西班牙冒险，德国有威廉二世和希特勒的疯子，俄罗斯则有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这样傻瓜。
那么，这种机制的重要性就更加不可忽视了。
毕竟，伊朗战争就是美国的俄乌战争，但她对美国造成的损害远远低于俄罗斯在乌克兰的灾难，这何尝不是美国人的厉害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