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劳拉·E.戈麦斯

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

✪ 董能(译）

【导读】在2024年的美国大选中，拉丁裔选民的“向右转”成为特朗普获胜的一大关键变量。长期以来，拉丁裔选民被视为民主党的传统票仓，2024年的民调却揭示了，部分拉丁裔选民的诉求与白人蓝领群体高度相似。根据2020年美国人口普查，拉丁裔人口已达6210万，约占美国总人口的20%，且在近十年增长23%。这一惊人的群体增长，固然源于其高涌入率及高生育率，也源于一项被忽略的群体行为：有相当数量的人在2010年将自己勾选为“白人”，却在2020年重新认知为“拉丁裔”或“其他族裔”。

这一身份认同的流动与摇摆，究竟是如何发生的？《发明拉丁裔》一书所探究的，正是拉丁裔身份变成独特种族身份的过程和原因。本书认为，今日的美国从二元种族阶序 ——白人优于黑人，或者毋宁说白人优于非白人——转变为多种族阶序，在这种阶序中，白人继续在财富、政治权力和意识形态方面占据统治地位。而长期作为区隔“白人”与“黑人”的中间阶层“拉丁裔”，其群体身份的变化，与在动荡社会下如何维护白人群体的优越性息息相关。

尽管种族通常被认为是像血缘、DNA等具有根本性、不可变动的特征，但拉丁裔群体“漂白”的历史却恰恰证明了，种族问题实际上属于政治范畴，反映了一个处于优位的群体如何把其他群体定义为劣等、非完全之人的权力。当谁是“白人”的问题持续地遭到质疑并不断演化，谁是“非白人”的问题同样也在演进，并围绕着哪个群体最接近黑人（始终被定义为种族阶序的最底层）而发展。

本文原载《发明拉丁裔》，篇幅所限，原文有所删节，仅代表作者观点，供诸君参考。

发明拉丁裔

本文节选自第五章结论部分及平装本后记

由于特朗普当选总统，美国人比以往更强烈地意识到反拉丁裔种族主义的存在。自从特朗普2015年6月在特朗普大厦发表竞选声明，给墨西哥男性贴上强奸犯标签，一直到他在2019年的连任竞选集会上赞许地认可“朝他们的腿开枪”（shooting them in the legs）是制止中美洲人寻求庇护的最好办法，他将种族主义从共和党的支流带进了主流的零售式政治。

21世纪初出版的三本书概括了这股支流—如果它真的是支流的话。这三本书利用美国棕色人口的普查数据，将其转化为对棕色人群的恐惧和厌恶。这几本书中的理念似乎影响了特朗普及其核心集团，包括史蒂夫·班农（Steve Bannon）和斯蒂芬·米勒在内。2004年，西蒙与舒斯特（Simon&Schuster）出版公司出版了哈佛大学政治学家萨缪尔·亨廷顿的《我们是谁？美国国家特性的挑战》（Who Are We? The Challenges to America’s National Identity）。亨廷顿曾在南非种族隔离体制倒台前为该国总统彼得·威廉·波塔（P.W.Botha）提供安全方面的建议。“9·11”事件后，他提出“文明的冲突”一语—在“反恐战争”中对穆斯林发动的全球性攻击有赖于这一修辞。亨廷顿在《我们是谁》中提出，来自拉丁美洲的移民无论在文化还是语言上都无法被同化，因此将永远改变伟大的盎格鲁-撒克逊美国的特征，使之往坏的方向发展。和特朗普一样，他蔑视那些不需要民族主义或边界、主张世界主义的全球精英。

亨廷顿的宣言在忠实的共和党人帕特里克·J.布坎南（Patrick J. Buchanan）的两部著作中得到了呼应，两本书的书名就足以说明一切：《西方之死：垂死的人口和移民入侵如何危及我们的国家和文明》（The Death of the West: How Dying Populations and Immigrant Invasions Imperil Our Country and Civilization，2001年）以及《紧急状态：第三世界入侵和征服美国》（State of Emergency: The Third World Invasion and Conquest of America，2006年）。这几本《纽约时报》畅销书炒作来自拉丁裔的威胁（以令人恐慌的人口普查数据为证）。布坎南在他的第一本书里发明了“定锚宝宝”（anchor baby）一词，用来贬低那些据称为了生孩子而翻越边境的墨西哥妇女。到达美国后，她们的孩子一出生就是美国公民。

2018年初，特朗普对聚集在总统办公室内讨论移民政策的参议员发问，语惊四座，“我们为什么要收留那些来自粪坑国家的人？”他指的是萨尔瓦多、海地以及整个非洲的国家，但媒体对总统这一评论的报道几乎完全聚焦于他的下流话所反映的反黑人种族主义。在将种族主义简化为白人对黑人的压迫时，我们抹去了萨尔瓦多、美洲和拉丁裔，只是因为我们通常无法确定拉丁裔的地位。然而，特朗普很清楚他的评论对非洲裔和拉丁裔美国人产生的冲击。在短暂否认特朗普发表过这一评论后，他的助手们迅速转向，预测“粪坑国家”将激起特朗普基本盘的共鸣。之所以会这样，是因为将对拉丁裔人口增长的恐惧、南部边境的“非法移民”洪流以及有关萨尔瓦多暴力帮派的说辞糅合起来之时，公众就能够感知到反拉丁裔种族主义。

▍什么东西危在旦夕？

《发明拉丁裔》一书讲述了拉丁裔是怎么逐渐地被当成美国的一个次等种族群体而构建出来的。美帝国主义在拉丁美洲开创了种族化的不平等，在175年的时间里制造了经济迁徙，后来又引发大批移民持续前往美国从事低薪工作。作为一个种族群体的拉丁裔在美国的种族秩序中占据了中间位置，但由于他们的欧洲血统，拉丁裔既不是完全的白人，也不是完全的黑人。与此同时，一种理想化的“种族混合”（它本身是殖民主义固有的人种优劣观念的产物）概念掩盖了带有非洲或印第安血统的拉丁裔在现实中经历的肤色歧视和种族主义。对于拉丁裔来说，欧洲血统的副产物是利用其西班牙背景，以此主张白人身份；然而，大多数拉丁裔心知肚明，别人并不把他们当作白人看待，这就使得这种身份主张自相矛盾。拉丁裔整体上占据中间种族类别的两重性在政治领域发挥作用，在妥协派和激进派之间交替变换。

拉丁裔的例子更普遍地揭示了种族主义在美国横行的真相。白人至上主义经久不衰，尽管为了应对奴隶制废除、移民（例如世纪之交的南欧和东欧移民。随着时间推移，他们也成为扩大后的白人类别的一部分）、20世纪中期的大规模民权运动、种族隔离法案正式终结、20世纪后期由于内战和经济迁徙所引发的大批墨西哥和其他中美洲国家的移民，以及美国当前的人口结构变化（白人将不再占多数）等社会剧变，它会做出改变。这些事件（以及许多其他事件）中的任何一起都会造成白人至上主义的震荡，并反过来促使种族秩序随着不断演进的种族类别重新进行调整。在这些—不妨称之为种族国家的电击休克—剧变时期，大量因素必须协调一致才能重启受到冲击的系统，以便重新确立白人至上主义。我们已经见到，反拉丁裔的种族主义常识是如何在成为地方性和区域性问题数十年后，逐渐固化为全国性现象的。

拉丁裔在21世纪的美国种族全局中被视为理所当然、不可回避的一部分，部分原因是联邦政府在1980年决定开始统计拉丁裔。但单凭一个种族国家将拉丁裔补充进来的决定，并不会导致种族景观发生重大变化。历史先例包括西班牙在拉丁美洲几个世纪的殖民、美国在当地的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20世纪中叶墨西哥裔和波多黎各裔（他们在种族阶序中低于白人）作为黑人和白人之间的缓冲群体的经历。如果拉丁裔自己不在这一进程中发挥积极作用的话，这样的转变就不会发生。例如，当拉丁裔民权组织首先要求在每十年一次的人口普查中精确计算他们的人数时，拉丁裔就创造了历史。同样，许多拉丁裔通过自我认同为“其他种族”，坚持认为他们构成一个独特的种族类别，随后就赢得了权力。

白人的权力结构确实控制着种族类别的定义，无论是新类别还是经过更改的类别，但这样的进程并不是线性的、从A到Z的不间断发展。首先，白人和白人掌控的机制并不总是意见一致或互相配合；就像种族国家本身一样，它们并非铁板一块。另外，次等种族群体肯定会抗争并和白人权力结构议价，有时候会要求拓宽白人类别以便将他们纳入进来。谁是“白人”，“白人”和“非白人”意味着什么，是随着人口、政治经济的变迁，以及构成种族和种族主义、不断演进的观念而变化的。简言之，种族工程（racial project）是有弹性的。它们的目的可以是让人们更自由、更平等—也就是反种族主义的议程—或者成为更严酷的压迫性力量。这种弹性意味着就种族而言，其结果注定会令人吃惊—就好像一张没有被整理过的三维棋盘，在无法预测的不断变化中对弈。但是，混乱不会永远持续。相反，种族逻辑多多少少变得稳定下来（但绝非一成不变），并始终保护白人无可置疑的主导性地位。

表型（尤其是肤色）在拉丁裔中起到的作用，与非洲裔美国人不同。由于拉丁裔是一个缓冲群体，因此他们更有可能伪装成白人，而绝大多数非洲裔美国人在这个社会里无力做到这点。美国式肤色歧视因素和西班牙殖民时期的“种族混合”、种族流动（“漂白”）互相作用，只能为深肤色的印第安-拉丁裔和深肤色的非洲-拉丁裔提供不多的经济流动性。然而，对那些处于肤色光谱中间位置和肤色更浅一端的人来说，额外的种族标志作用显著，使得一些拉丁裔能够伪装成白人，并排除他人如此选择的可能。这些因素包括语言和口音、西班牙姓氏、住在美国的哪个地区、住在城市里的哪个居民区（他们是否住在合适的地方），以及从事（或不从事）种族隔离的、低薪的工作。语言方面大体上包括只说英语，说英语和西班牙语的混合语（Spanglish），说带口音的英语，只说西班牙语，以原住民语言为第一语言、以西班牙语作为第二语言等。因此，语言起到了代表拉丁裔种族的作用，即使其他因素符合，语言也会阻碍一个人伪装成白人的能力。当代对语言因素的倚重忽略了墨西哥裔美国人过去在校园遭遇的隔离，即使对语言的倚重反映了过去和当下在校园、工作场所和公共空间禁止人们讲西班牙语的运动。

除了理解反拉丁裔的种族主义，我们还必须弄清相互关联的种族逻辑，从而展现出一种种族逻辑（针对拉丁裔）是如何支持另一种种族逻辑（针对非洲裔美国人），从而服务于白人至上主义的。白人将拉丁裔作为对抗非洲裔美国人的一个楔子，这一做法附带的趋势便是拉丁裔策略性地主张自己是白人，用以抵御种族主义。这种模式沿袭了这样一种趋势：西班牙殖民统治结束后拉丁美洲各国标榜理想化的“种族混合”，将其作为消除印第安人和非洲人的策略，同时边缘化那些不愿协助消灭自身群体的人们。

▍怎么办？

我们正处于一个转折点，这个转折点直刺“我们是谁”的核心问题。曾几何时，作为一个民族国家，美国习惯于认为自己代表世界的良心。然而在2020年，美国已被普遍认为是一个迫使难民骨肉分离，遣返父母并将子女拘禁在恶劣环境中的国家。请想一想，美国有将近1700万人生活在混合移民家庭中—在这种家庭里，至少有一个家庭成员是美国公民或合法移民，至少有一人没有合法生活在美国的许可。和一位无证家庭成员共同生活的美国公民中有72%是儿童。换一种说法，在1700万生活在混合移民家庭的人中，超过三分之二是有美国公民身份的孩子，他们要靠一位或多位无证移民父母来生活。当我们观察美国混合移民家庭数量最多的前十个州时，会发现拉丁裔人口较多的州占据多数（根据各州混合移民家庭人口的比例排序）：加利福尼亚（12%）、得克萨斯（10%）、内华达（9%）、亚利桑那（7%）、新泽西（7%）、伊利诺伊（6%）、纽约（6%）、新墨西哥（6%）、科罗拉多（5%）、华盛顿（5%）。

对大多数拉丁裔来说，他们对白人身份的主张只是抵挡歧视的护身符，而非享受白人特权的门票。白人身份主张最不牢靠的人士—比如得克萨斯的墨西哥裔美国人、佛罗里达的波多黎各裔，以及波多黎各的美国公民—有时死死地抓住这块护身符（例如在人口普查中选择白人作为自己的种族）。然而，就连他们也承认，其他人并不视他们为“白人”，这严重制约了在21世纪主张白人身份的价值。

就历史而言，作为白人至上主义实际行动的一部分，墨西哥裔和波多黎各裔的种族地位要远远优越于非洲裔美国人。大体上，他们没有拒绝这一优势或者试图团结黑人（洛杉矶的爱德华·罗伊巴尔和得克萨斯的亨利·贡萨雷斯等人属于例外）。总的来说，一直到1970年代，拉丁裔大致接受了他们作为缓冲群体、维护白人和黑人分界的角色。他们同样因疏远处境最不利的拉丁裔而获利，无论这些人是无证移民、低薪工人、非洲-拉丁裔，以及/或者原住民拉丁裔。这些条件优越的拉丁裔如今必须作出决定，要么一门心思当“荣誉白人”，要么用社会学家爱德华多·波尼利亚-席尔瓦的话说，成为“集体黑人”

平装本后记

《发明拉丁裔》问世之时，正值十年一度的美国人口普查开展大规模数据收集项目。2020年，在全国35个州、四分之三的郡，白人人口都有减少。反过来，拉丁裔在过去30年里人口翻了一倍。单单从2010年以来，他们就占美国人口增长总数的一半以上。以全国最大的五个城市为例，每个城市都至少有五分之一的人口是拉丁裔（如纽约、芝加哥、菲尼克斯），其中有两个城市（洛杉矶、休斯敦）的拉丁裔人口更是超过了三分之一。坦率地讲，要是没有拉丁裔，美国人口势必会下滑。

至于2020年人口普查中的拉丁裔种族认同，总共有三大主要趋势，其中每一种都符合《发明拉丁裔》一书的分析。首先，面对人口普查问卷中的种族问题，自我认同为白人的拉丁裔人口显著减少，这符合我的主张，即拉丁裔越来越接受自己的有色人种身份。引人注目的是，自从2010年以来，拉丁裔认同为白人的下滑比例达到53%。具体而言，这意味着有超过1400万拉丁裔不再以白人为唯一的自我认同。要说明白的是，这批拉丁裔并没有去世或者离开美国；相反，他们在2010年普查问卷的种族问题上做出了一种选择，但到了2020年又填写了不同选项。

那么，这1400万拉丁裔转而勾选了什么种族呢？许多人决定自我认同两个或更多的种族类别（在一些情况下包括白人在内，但不是只勾选白人）。这就是拉丁裔种族身份的第二个趋势。2010年，只有6%的拉丁裔（300万人）勾选两个或更多种族的选项，但十年之后，33%的拉丁裔（2030万人）这样勾选。不仅如此，数据反映出这是拉丁裔特有的现象，因为拉丁裔和其他族裔的差距十分突出：只有10%的非拉丁裔美国人认同两个或更多种族，这个比例在2020年并没有显著增加。

在这些双种族或多种族的拉丁裔中，一些人可能自我认同为双种族，因为他们的父母一方是拉丁裔，另一方是白人、黑人、亚裔或美国原住民。其他人可能受到2010—2020年之间做的DNA测试的影响，在此期间，他们对DNA检测的兴趣越来越浓厚。对这些拉丁裔来说，DNA测试可能起到警钟的作用，提醒他们自己的“种族混合”遗产—来自西班牙殖民美洲的历史，其中既有种族灭绝，也有和原住民的通婚；同时还引进了成千上万的非洲奴隶，促成这些人群在几个世纪里的通婚。康涅狄格州的杰玛丽·马尔多纳多（Jelmarie Maldonado）就是其中一例。她表示，自己接受DNA检测后，在人口普查表上勾选了白人、黑人和美洲原住民。马尔多纳多的母亲玛丽贝尔·罗德里格斯（MaribelRodriguez）受女儿的鼓舞，也勾选了相同的类别。她补充说，由于国内围绕种族不平等的对话—她指的是“黑人的命也是命”（Black Lives Matter）运动—不断升温，自己这么做就特别有意义。然而，调查显示，只有不到五分之一的美国人接受了DNA检测，以便探寻自己的祖源，这个数字在拉丁裔等更年轻、更贫困的社群中可能更低。有鉴于此，DNA因素很可能并不是推动拉丁裔从白人类别改选多种族类别的重要助力。

就在我思考2010—2020年之间的变化时，想到了一些因素。特朗普于2016年当选总统，他的政纲不加掩饰地鼓吹反拉丁裔种族主义。特朗普在还是总统候选人的时候就开始妖魔化拉丁裔移民，成为总统后依然故我，同时以“边境安全”为幌子，出台行政命令和其他举措，旨在减少未经登记和已获授权的中美洲移民。当2020年人口普查进行之时，孩童被囚于笼中、子女与父母分离等令人心碎的照片震撼了所有美国人，但拉丁裔尤为感同身受。这些因素很可能发挥了作用，促使拉丁裔认清自己在美国的种族地位，让一些在2010年勾选了“白人”的拉丁裔越发觉得自己是局外人。这些变化和“黑人的命也是命”运动同步发生，而“黑人的命也是命”运动直击系统性的种族主义、警察暴力，并持续不断地批评两套监禁系统：监狱工业体制和移民拘禁体制。

这些因素也许能够解释2020年人口普查结果中拉丁裔种族身份显而易见的第三大趋势：勾选“其他种族”的拉丁裔人数增加。与2010年相比，勾选这个选项的人增长了42%。正如我在《发明拉丁裔》中预计的那样，这一次，“其他种族”超过“黑人”，成为仅次于“白人”的美国第二大种族群体。总计有4999万人选择“其他种族”（要么单选，要么和一个或多个种族类别并列）。这些“其他种族”的美国人，绝大多数都是拉丁裔，占到94%（单选，或者和其他种族并列）。事实上，这些拉丁裔告诉我们—特别是告诉人口普查—他们没有找到自己的种族选项。也就是说，2620万单选“其他种族”（不和其他特定种族类别并列）的拉丁裔拒绝在人口普查中勾选两种或更多种族选项（上述第二大趋势）。这部分拉丁裔很可能以此抗议人口普查表将拉丁裔排除在种族选项之外的决定。

实际上，拉丁裔选择“其他种族”代表了1980年以来的一种显著模式的延续。当年的人口普查首次统计全美的西语民族。此后40多年来，人口普查局的官员们一直被难对付的拉丁裔弄得焦头烂额。1990年，人口普查做出重大调整，将勾选“其他种族”的拉丁裔进行了重新分类：根据邻居的自我认同，将他们重新划分为白人或黑人，仿佛他们无力自行决定一样。根据这一理论，勾选“其他种族”的拉丁裔只是受到误导，因此官员们依靠由来已久的种族隔离模式，基于相关家庭所在的社区，推定他们要么是“白人西语民族”，要么是“黑人西语民族”。十年后，人口普查采取了不同策略，最终将自我认同为“其他种族”的拉丁裔调整为白人。当时，2000年人口普查报告称92%的拉丁裔为白人，掩盖了只有48%的拉丁裔自我认同为白人的事实，同时又忽略了另外42%自我认同为“其他种族”的人。

这就是在探讨拉丁裔种族认同和“白人拉丁裔”现象，或者“拉丁裔是白人吗？”这个问题时，困扰我们的症结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