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有一种观点认为，中欧关系正面临某种临界点，其情形类似于十年前的中美关系。笔者对此表示认同。

（图源：路透）

2015年，美国著名中国问题专家兰普顿在卡特中心提出，中美关系遇到了“Tipping

Point”（临界点）。当时他发出警告，很多人不以为然，但现在看来他是对的。美国内部逐渐形成了“中国是挑战者”的共识。在此之前，美国内部对此还存在分歧：部分人视中国为挑战者，另一部分人则认为双方仍有合作空间。然而自2015年起，这一认知天平开始倾斜。最终，在2017年12月18日特朗普政府首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中，中国被正式定性为“战略竞争对手”。此后，中美关系的性质发生根本性转变：由过去的既竞争又合作，演变为全面战略竞争。

笔者认为，当前中欧关系也已到达这一“临界点”。未来欧洲是否会像美国一样，将中国看作唯一的战略竞争对手，还要观察，但总体趋势已趋于消极。

中欧之间最突出的矛盾在于产业竞争。过去，中欧合作的基石是极强的经济互补性；但随着中国产业升级与新生产力的不断发展，双方经济结构正由互补走向竞争，这令欧洲感到不适。令人担忧的是，欧洲越来越倾向于从“经济安全”的视角审视此类产业竞争。有学者指出，欧洲对中国的担忧正从个别行业蔓延至整个生态系统。欧洲战略界不再将电动汽车、人工智能等视为孤立议题，而是将中国视作一个完整经济与技术生态系统的竞争者。

6月2日在中国烟台港，“格洛维斯·斯普林”号汽车运输船在拖船的引导下驶向泊位，而工程机械车辆和汽车正等待装船出口。（图源：法新社）

当然，欧洲与美国的情况存在差异，它可能不会像美国那样全力以赴地对付中国。从现实威胁来看，欧洲面临的局势更为复杂：一方面，俄罗斯带来的地缘压力巨大；另一方面，中东和非洲的难民与移民问题也使其不堪重负，而这方面的压力美国相对较小。尽管美国也面临拉美移民问题，但其管控能力远强于欧洲，而且没有俄罗斯那样直接的地缘安全威胁。此外，欧洲内部缺乏团结，难以形成共识。更为关键的是，中欧之间不存在类似台湾问题那样的核心冲突点。至于价值观分歧，尽管一直存在，而且欧洲人往往具有强烈的道德优越感，自诩代表人类普世价值，但这也不至于引发剧烈冲突。

关于中美是否会走向“新冷战”，欧洲的态度是一个重要变量。以中日关系为例，如果美国挑起“新冷战”，日本大概率会紧随其后。随着中欧关系面临考验且总体趋向消极，欧洲加入“新冷战”的可能性确实不能排除。但这不是绝对的，毕竟欧洲内外挑战巨大，完全倒向美国未必符合其自身利益。况且，中美双方其实都不愿重蹈美苏冷战的覆辙，以免第三方坐收渔利。因此，中美关系未必会走向“新冷战”。综上所述，欧洲最终是否会走到美国那一步仍存变数，中国在处理中欧关系上还有一定的操作空间。

不过，我们也不应过于乐观。无论中方如何努力，欧洲对华态度大概率将趋于负面，进一步向美国靠拢的概率较大。众所周知，当前中日关系较为紧张。由此推断，中国未来发展面临的美国压力依然存在。尽管特朗普总统曾于5月13日至15日访华43个小时，双方会谈顺利，并确立了“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新定位，但中美关系的基本竞争态势并未改变。在中日关系恶化、中美总体处于竞争态势的背景下，如果欧洲也加入竞争行列，那么中国未来面临的压力将来自整个西方，而不仅仅是美国。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形势很严峻。

G7峰会晚宴（图源：共同社）

因此，一方面我们必须专注自身发展，解决内部问题，苦练内功；另一方面，在外交策略上，对中美关系应尽量保持稳定，做到“斗而不破”；对欧洲则应继续做工作，避免中欧关系步中美关系的后尘，走向全面战略竞争。如果能控制住中美竞争，中欧竞争在一定程度上也能得到管控，那便是最理想的结果。

笔者注意到宁南山先生近期发文提出，“中国必须保持10亿级的人口体量，否则民族复兴将失去机会”。其逻辑在于，整个西方阵营的总人口约为10亿（美国3亿多、日本1亿多，加上欧盟刚好10亿左右）。尽管其内部存在分歧，但在将中国视为战略竞争对手这一点上却高度一致。因此，从长期战略竞争的角度来看，我们必须保持10亿级的人口体量，否则就有可能被外部压力压垮，民族复兴的进程也将被迫中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