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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不能”都看改变的意愿，有意愿、有改变就能，且是学校和公检法共同做出改变
这些年校园出现的一系列问题以及恶性案件，让社会警醒，改变就有了契机
21 年刑法修正案（十一）正式实施，改变了之前未成年人恶性犯罪一直难以被追溯的问题
24 年在最高检的会议上，提到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包括学校在内的全社会要形成合力
现在少管所的功能也在逐步恢复中
种种迹象表明，学校和公检法正在尝试做出改变，德育的“设备”正在构建，只是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首钢园变成景区，是因为炼钢这个功能被淘汰了，但学校的德育功能是无法被淘汰的，因为没有道德根基的现代社会显然是无法想象的
教育这个市场有没有设计德育，不代表该不该有德育，就像市场经济体系也没设计公共良心，但你不能说社会不该有公共良心
无论市场和法制如何变，社会始终需要德育，大多数家庭自身已是市场逻辑的执行者，社会则是用法律代替道德，可见德育只能由学校承担，否则就等于宣告了德育的死亡，这显然是不成立的，就像市场经济体系宣告公共良心的死亡也是不成立的
现代学校确实不是古时候传道授业解惑的私塾，不过德育并非只有“全做”和“不做”两个非此即彼的选项，只是随着形势的变化，德育的力度和效果会有所不同，而德育作为学校“教书育人”的核心职能之一，始终都不会被动摇
在德育这件事情的重要性上，我们没有分歧。我只是更深切的意识到当今学校及教师的“无能”，而这，首先不该责怪他们 。
对于局势的成因及过程的追溯（追责），是有意义的，不能允许始作俑者含混过关。因为他们中的还在其位者，依然在道貌岸然的发挥着负面作用。其中，“复旦沈”事件，就是一个具体表现：那位家长的孩子，是不是在学校受到了“霸凌”呢？这难以界定，但老师的处置显然是不合格的——然而这能责怪老师么？不能，他真的在意识和行为上都不具备能力，这根源也不是他造成的；那责怪家长还是孩子？显然也不对。沈的问题是，她作为“社会教育专家”的角色，缺乏对家长的同情心，这是“德行”的缺失，但显然也不应该责怪她——因为她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中形成的啊。
所以我一直强调的，是“社会性失德”，才是造成教育失德的根本原因。我们必须认真严肃的承认这点，面对这点，才能真正解决问题。
你所说的最高法也好、少管所也好，行动依然不够坚决、果断、充分，遮遮掩掩，显然阻力很大。别的不说，“未成年人及精神病人”以“无民事行为责任能力”为由免责，这一法律原则，本身是有很大问题的。即便当事人免责，不等于罪责消失，总该有承担的人，要么监护人、要么受害者、要么全社会。这个问题已经十分严重了。
所以，要求学校承担德育之前，先要对“社会性失德”的现状，做出明显改善的努力，当前远远不够。否则，追究学校和教师的责任，只会适得其反。